但‘易兼理气言，张子以气言。

[69] 气成质而质有性，这个性虽是理，但不离气质而存在。他虽然很强调对事物规律的认识，但始终没有搞清，客观事物之理和吾心中之理究竟是什么关系，人性的来源究竟是什么。

他极力把性说成是天所命者，来源于自然，即二气之良能或健顺之德。因此，不能用一个什么抽象的图式来代替世界。[30]《孟子尽心上篇》，《读四书大全说》卷十。）……故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乃其所以合之故，则岂耳目声色之力哉。

他所谓人之一心，莫不有知，并不是指认识能力，而是指先验知识，即心中之天理。[61]《梁惠王上》，《读四书大全说》卷八。这显然具有反道（理）学的性质，特别是反对道（理）学的虚伪性以及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的关系。

[2]《答小宅生顺》，《舜水遗书·文集》卷八。由于时代和阶级的限制，他还看不到人民的力量，找不到抗清斗争的出路，最后归之于天命，这是很难避免的。[70] 这就是说，认识与实践本来是统一的，离开实践就没有正确的认识，更谈不到对实践的指导。[63]《答左野回翁》，《舜水遗书·文集》卷六。

中、日两位学者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朱之瑜虽然长期不为中国学者和人民所知，但在二百多年以后，当辛亥革命之际，却在中国的进步青年中产生了极大影响。

朱之瑜还大胆提倡至能自开手眼，则六经皆供我驱策[67]的口号，反对寻章摘句的教条主义。封建统治阶级疯狂地兼并土地，不断增加赋税，加紧了对人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这种不忍人之政，以利民为目的，也就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以下还要谈到），以社会改革为内容。由此建言，必获大罪，身家不保。

这是一个解放思想的口号，它具有鲜明的批判精神。[57]《答安东守约问》，《舜水遗书·文集》卷十二。他批评宋儒说：俗儒虚张架势空驰高远，必谓舍本逐末沿流失源。永历六年（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朱之瑜在海上被清军包围。

楚大夫申包胥赴秦乞师救楚，说秦王。[45] 安积觉：《舜水先生遗事》。

他说：逆虏乘流寇之江而陷北京，遂散布流言，倡为均田均役之说。这是一种封建的仁道主义，它同封建暴政是对立的。

为了应付差事，他不得不参加考试。秦乃出师救楚，败吴兵。他说：性非善亦非恶，如此者中人也。[18]《与诸孙男书》，《舜水遗书·文集》卷四。[35] 这就是说，要治理国家，光靠法不行，光靠道德教化也不行。[32]《元旦贺源光国》，《舜水遗书·文集》卷七。

当时，有的将士劝他留在海上，他以为海上无田可耕，坐而糜饷，有负本志，遂行[14]。但是对王守仁提倡的心学、良知说，朱之瑜是作了批判的。

后来，朱之瑜到江户讲学，师生之间不断有书信来往。[51]《题周濂溪像》，《舜水遗书·文集》卷二十五。

安东守约是朱之瑜在日本的第一个学生，也是他的挚友。但是，出身于仕宦家庭的朱之瑜，受到家庭环境的严重压力。

（四）著作简介 朱之瑜的遗著不多。这次行动先后攻克瓜州、镇江，夺回二十多个府、县，取得了很大胜利，金陵（即南京）为之震动。结果得到日本长崎镇镇巡的同意，遂客居长崎。他把初生时的自然属性说成美好的天性，而把后天的某种社会属性说成丑恶的东西，是外物。

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朱之瑜七十岁时，根据古人致仕之礼请求辞归。要使国家进步，就必须实行更化善俗的社会改革。

朱之瑜不可能认识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道理，但他能够用物质的原因来说明精神、道德等现象，却含有某些朴素唯物主义的因素。语之以兴利除害、御灾捍患，则独拙。

按照这种说法，就是承认知以行为基础，行是知的来源。康熙八年（公元1679年），德川光国正式建学宫，请朱之瑜制定释奠仪注，并率儒生行释奠礼。

若要更化善俗，非积年不可也。果尔，则天地常以清气私贤者，而以浊气困愚不肖，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彼尚知仁义礼智为何物？不过钩深棘远图中试官已耳，非真学问也。他反复强调，学问之道贵在实行[72]，就是指的这个意思。

[4] 今井弘济·安积觉：《舜水先生行实》。弃其先德，则四凶非圣人之后乎？就这样毅然予以拒绝。

最初有门人德川光国收集整理、其子源纲条刻印的《朱舜水先生文集》二十八卷，世称水户本。春秋传曰，‘小惠未遍，民弗怀也。

他又提倡学贵实行的观点，强调知为了行，从而批判了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他以实理实学与浮夸虚伪之学相对立，就是以实理同天理相对立，也就是以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相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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